七千军人曾海南垦荒：蹲在树下守候胶种掉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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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现在可以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当祖国有事需召唤你们的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的武器，捍卫祖国。”——这是62年前，毛泽东向10万驻疆将士发布的《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

　　这道命令，让数十个师的正规军变成了建设师，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多出了一个神秘的兵种——特种林业工程部队(下称特林部队)，在西方列强的封锁打压下，用铁一般的意志在海南、广西、广东等地，描绘出了一幅震撼世界的人工植胶新版图。

　　时光荏苒，62年光阴如水流过，曾经意气风发的19653名将士如今在世的仅有500余人，且都垂垂老矣。再不寻觅，这段铁血往事或将永远被历史湮灭，被人们遗忘。

　　一支驳壳枪，一条旧腰带，一顶破军帽，还有一件叠放得整整齐齐的军大衣……这四件展品，安安静静地躺在海南省农垦博物馆的橱窗中，是该馆“军垦情”展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几乎每一个经过的人，都会停下脚步细细凝望，若有所思。

　　其实，博物馆里有很多件旧军衣，但唯独这件最为引人注目。它的特别之处——颜色并非中国军队常用的浅灰色和橄榄绿色，而是土黄色；衣服内衬，还写着几行细密的日文。

　　没错，它是一件日本军装。而它的捐献者，却是一名祖籍海南文昌的普通中国军人——张运福。在这件军装陪伴了他数十年光景后，他将它永远地留在了这里，日日伴着海南垦区的劳动号子，替代他铭记和讲述那段流金岁月……

　　7612名解放军

　　组成“林一师”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1952年，如火的七月，19653名荷枪实弹的军人在向南急行军。从他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林业工程”的特殊番号可以看出，他们的使命光荣、任务艰巨，是史上独一无二的特种兵。其中，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9军第152师的400多名将士走得比谁都要远，脚步也更为坚定。

　　海南，是他们的目的地；胶种，是他们最终争夺的战果。而他们不知道的，是自己将要面对的是一片又一片荒郊野岭，和数不清的艰巨挑战——野兽、台风、痢疾、酷暑……更不知道，手中仅有的最原始的锄头砍刀，能否抵挡这一切。

　　很快，日夜兼程后，他们与从海南驻军中抽调的独立第26、27、28团官兵顺利会合。从此这7612名精壮的汉子，组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林业工程第一师”(下称“林一师”)。时任第27团组织股股长的张运福就在其中，被调任任“林一师”二团政治处宣传股股长。

　　“官还是原来的职级，兵还是那些兵，枪支弹药还在身上挎着，就是番号变了，隶属关系变了，任务也改变了。”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七千余人，合力为海南橡胶垦殖历史翻开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当时，橡胶被当成重要的国家战略物资，大到飞机、坦克的建造，小到雨衣、雨靴的制作，都离不开它。也正因如此，在西方世界对中国开列的禁运物资清单中，橡胶就在其中。”张运福告诉记者，1950年底，西方列强甚至在法国巴黎成立了国际统筹委员会，把禁运橡胶扩展为针对整个东方世界的共同行动。一条禁运封锁线，呈半圆形牢牢围住了中国。橡胶，变得比金子还要宝贵。

　　蹲在树下守候胶种掉落

　　“向热带雨林要橡胶”。多少年了，张运福还记得这壮志凌云的口号。可胶种在哪？那时的中国，橡胶主要生长在交通不便、地处偏远的琼海、万宁、陵水等海南的18个市县，由于多年疏于管理，呈现产量低、分布散的特点。一旦成熟就四处散落的胶种更是难以寻觅。

　　怎么办？最好的办法，只能是最笨的办法——59.34万株橡胶，一棵棵去找；全国大面积种植橡胶所需的近1亿粒种子，一粒粒去寻。

　　“我们先是开荒垦林，把老胶园里的灌木、杂草除去，把林段清理得像一个小晒谷场，让胶种掉在地上能被迅速发现。”张运福介绍，胶种娇贵，从树上摘下的没有成熟，不能发芽成树；落地久了的容易受潮，也不能孕育成功。战士们只好露宿风餐，日夜轮班，眼巴巴地等着胶种往下掉。

　　“它们通常两至三颗抱成一团，成熟后就重重地摔到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向四周弹开。”在那时，占地一亩的胶园，往往要安排近40人守候。张运福说到兴起，或蹲或趴，比划起来，“我们白天黑夜不停轮值，只要听到‘啪’一下，就一个激灵跳起来屏住呼吸、仔仔细细地找。夜深了看不清，就三两个人组成小组，提着一只马灯，跪着、爬着、摸索着找那些落得‘不合时宜’的种子。”

　　这些往日里只会冲锋陷阵的大男人，竟如此心细如丝，充满耐心，甚至情愿长久地蹲在树下守着胶种掉落，或者趴在草丛里寻捡错失的“黄金”。尽管如此，还是怕有疏漏，因为哪怕只是瞬间的出神，都有胶种滚落遗失的可能。

　　毒蛇、害虫和寂寞，一刻不停地攻击他们的身心。“为了防蛇鼠啃咬，我们睡在树下简陋的木架子上，常常睡到一半就跌落在地。最可怕的是无处不在的‘山蚂蝗’。”张运福还记得，曾有一名战友摔落在地后发现自己腿上到处是血，一摸才知道是蚂蝗钻进了裤腿，“‘山蚂蝗’无孔不入，战士们的耳朵、鼻孔，甚至秘密处都逃不开它们的入侵。当地老百姓心疼我们，拿出自家的蜂蜜给我们灌进伤口，这才融化了寄居其中的害虫。”

　　不记得有多少战士筋疲力尽倒在橡胶树下，身上是红一块、紫一块半干的血渍，抬回到一半，醒来又喊着快将他们送回胶园。二团某营的营长曾被毒蛇咬伤昏迷不醒，战士们发现他时，手里还紧紧抓着一粒胶种。

　　“牺牲的人不少，伤病的人更多，但那种干事创业的热情，不亚于冲锋陷阵。而且那段时间我们感到特别满足，至少有饭吃、有衣穿。”在年轻却早已吃够战争苦的张运福等人看来，屯垦戍边比起上阵打仗已经“幸福”太多，看着一颗颗饱满的胶种，一株株冒出新绿的橡胶苗，他们的心里就像抹了蜜糖一般，“1952年11月，不到4个月时间，我们就完成采集胶种379.5吨，超额完成了原下达的50万斤任务。”

　　我们是浴血奋战的真军人

　　“两年后，越来越多学生、农民和工人加入农垦队伍，从北边下来的‘林一师’官兵也逐步实现了转业复原，离开海南。”1954年，在那场集体转业的大潮中，许多人不得不离开部队，变身农民或工人，只有些“运气好的战士”，能继续保留军衔，满怀一腔热血投入抗美援朝战争。

　　张运福没有那样的“好运气”。他被分到华南垦殖总局海南垦殖分局的澄迈垦殖所担任保卫股长和所党委委员。此后很多年里，他总对着一件军大衣怔怔发呆。

　　“这件军大衣是从日本兵的仓库里缴获的！”提起往事，张运福很是自豪，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不仅亲身参与多场战役，还曾任琼崖独立总队部警卫队警卫员，负责冯白驹和刘秋菊的保卫工作。但回忆起某些细节，他还是显得有些黯然。

　　“那些年真苦啊，战士们没有房住，没有饭吃，也没有衣穿。”在张运福的记忆中，当时每位战士仅能分得两件短袖上衣和两件短裤，穿破了补，补好了穿，直至不能再补，男战士们才会把它们剪开擦枪，而女战士们则用来缝制月经布，一点儿也舍不得浪费。“可日本兵有钱，他们的军衣又厚又结实。”张运福说，于是，每每打死或俘虏一名日本兵，除了要收缴他的枪支弹药之外，战士们也不会忘记把军衣脱下带走。

　　张运福的这件军衣，就是在日军投降后，从他们的仓库中缴获的。“我们全数把近20件大衣交给了上级。”张运福乐了，“没想到，很快上级又将衣服发了回来，奖励给我们营级以上干部一人一件！”

　　从此，这件军大衣被张运福带在了身边。但几十年了，一直到捐献之前，他几乎没怎么穿过。“毕竟是日本兵的衣服，再冷我也不屑于穿它。”张运福顿了顿，又说，“可它是一种荣誉，证明了我是一名浴血奋战的军人。”

　　要知道，转业的人，枪支弹药随着军衔的撤销都被收走了，取而代之分到每个人手上的，是一顶草帽、一把锄头和一把镰刀。“唯一留给我们的，只有本就属于我们的军衣。但从此军衣穿破了，再没有人给你补，给你换，没了就没了。”张运福再舍不得‘消耗’任何一件军衣，解放军的也好，日本兵的也罢，它们更多的，承载了他对军旅生活的全部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