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文雄 - 照进橡胶林的光辉 (建党100周年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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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进橡胶林的光辉

回首来时路，我从捡牛粪的少年，成长为新闻工作者。这除了自身的不断努力外，每一步哪怕微小的前进，都离不开各级党组织的关心和帮助。

党组织照顾我家进农场

曾经被乡人称为“少年老成”的我，童年时并不可以饱食终日，嬉戏玩耍，少年时无忧无虑，东游西逛。曾经过早挑起家庭重担、饱尝艰辛的一幕，这么多年来依然如影随形，芦藤缠树，缠绵悱恻，倏忽上心头，隐含在脑际，惊醒于梦里，挥之不去。

1976年2月，我才11周岁，49岁父亲因患恶疾，撒手人寰，驾鹤西去。家中余下70岁的祖母，39岁的母亲，14岁的姐姐，还有8岁的大妹，3岁的小妹。

父亲的英年早逝，犹如祖屋的栋梁折断，山崩地裂，整个家庭受到毁灭性冲击，全线崩溃，七零八落。

父亲1959年毕业于华南农学院畜牧兽医系，服从分配到达汕头地区农垦局当了一名畜牧兽医技术员，而局长就是南下大军干部出身的党委书记姜巨永。至1975年我父亲离世，和姜局长共事了16年。按当年的话是：结下革命战友的深厚情谊。

如今我为人父已30余年，却好像没有什么感觉；反而多年来时不时为之辛酸悲凉，猛然想起已离世45年多的父亲，每每念及“幼年丧父”的场景，都有肝肠寸断、撕心裂肺的痛状。

父亲在普宁县梅塘公社远光大队离世的当天，姜局长交代办事人员给所有的下属单位打长途有线电话：“局机关各科室、每个农场、机修厂、供销公司，要派代表参加告别仪式，每个单位送一个花圈。不能请假。”

姜局长告诉所有的同志：“我失去谢晋丹（作者注：我父亲名字），比失去亲兄弟还痛心。老谢为人正派厚道，勤劳节约，一心为公，技术过硬。将汕头农垦的养猪等畜牧业搞得风生水起，特别是揭阳卅岭农场的‘万头猪场’成为整个垦区的先进典型，经验材料在《南方日报》连登三天。如今，我们失去一位好同志、阶级兄弟。我无语凝哽，痛彻肺腑！”

60多位同志、28个花圈，从粤东垦区的各个农垦局下属单位，汇聚普宁梅塘，送别我父亲谢晋丹。备极哀荣的父亲，其隆重又移风易俗的送别仪式，惊动了公社、大队，各单位也纷纷派人参加；以致我的家乡父老惊诧莫名：老谢在外面的官当得太大了，才有如此场面。只是太年轻了，儿子还没成年；不然，人死后有如此的排场，值了！其实我父亲当年无一官，只有一职：技术员。

农垦局下属有不少国营农场，父亲离世后，局党委和姜局长考虑到农场有山地橡胶果林，还有每人每月十几斤的牌价大米，更重要的是：一旦有什么意想不到困难，未可预测的天灾人祸，这“老的老小的小有个单位做依靠”。于是让我们一家从老家普宁梅塘到最近的普宁国营大池农场安家，称起码可以活命。

苍狗幻化，时移序易，人事变迁。15年后，我一家四代（祖母、母亲、我夫妻和二妹、儿子）迁居汕头市。我母亲念及当年姜局长的恩情，总会去看看已经离休的姜局长。姜局长总是嘘寒问暖，无微不至。姜局长的记忆力又很好，他问母亲：“你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如今在报社，像他父亲一样，会写文章。那你的三个女儿如今怎样？干什么工作？”母亲一一作答。“像这样的局长，如今实在凤毛麟角。”母亲常感叹。

捡牛粪艰难谋生

那些年，为了活命，我和母亲、姐姐到普宁大池农场谋生。母亲到橡胶生产队干活；我则种菜、养鸡、捡牛粪；姐姐则负责到山坑下面挑生活用水，爬坡到位于半山腰的橡胶生产队的屋里，并打理家务；而普宁梅塘的老家还留下祖母、大妹和小妹。一家人咬紧牙关，苦挨苦捱，举步维艰，苦度岁月。

在艰辛繁重的劳动中，我们学会了不少做人的道理，也即学会了坚韧不拔，兼容并包，依靠自己，自力更生，自我奋斗，勤耕力作；从不怨天尤人、惹是生非、东聊西侃，不信飞短流长，不问兰香竹直，哪管梅酸李红；从不锱铢必较，无法睚眦必报。信奉艰苦奋斗，埋头苦干，劳动养德，吃亏是福，“天地补忠厚”。不与天抗，不和地抢，不和人争；独自脚不停步，相信路走过了，其足印总会有痕，只是或深或浅，忽长忽短，可大可小。

当年我们暂且安顿的橡胶生产队叫“国营大池农场第5橡胶生产队”。大池农场位于普宁县和揭西县交界处，被当地人称为普宁县的“西藏”，而第5橡胶生产队又是大池农场的“西藏”，其偏远僻静、荒无人烟的程度可见一斑。在那物质匮乏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又加上身处落后山区，不仅生活物资贫乏，连畚箕这样的生产工具也“一只难求”，给生产带来很大的不便，严重阻滞生产力的进展。

那时，我一个11周岁的少年，光着脚丫，漫山遍野、跋山涉水，眼光游移于山岗沟谷，林间草丛，发现有状似牛粪的小黑点，便赶跑过去，捡拾起来。由于当年生产队一位好队长私自编织了一只畚箕给了我，又自带了一把锄头，故用这把锄头耙起牛粪，装在一只畚箕里，一头重一头轻，跌跌撞撞、趄趄趔迾地回到生产队。没有一担（即两只粪箕）的情况下，一边打了一块土块吊于锄头一头，以尽可能平衡，保持担子不胡乱转动，减轻分力，形成合力。就这样，一边是粪箕里的牛粪，一边是土块，晃晃悠悠挑回橡胶生产队的，让会计计工分。当年100斤牛粪7毛钱，有时运气好时一个月能拿回3元钱。1975年的3元钱足以让我高兴大半天，因为3元钱可以给妹妹们买好多好多花生和豆子，可以买3双尼龙袜子，可以买好几双拖鞋。

说起拖鞋，当年可是“奢侈品”。我当年爬山过岭捡牛屎，从来没有穿过鞋子，一是习惯了赤脚，穿鞋走路很难受；二是舍不得穿。寒冬腊月，北风萧萧，入皮割肉，加上下河进山沟，越过“刀锈水”的沼泽，脚部皮开肉绽，裂成“五琴弦”。开始感觉好疼，后来慢慢就麻木了。

那些年，一个11、12岁的少年，还要从半山腰生产队的茅厕里挑一担肥水，走几百米满是沙粒的下坡路到山谷自留菜地里浇菜，那实在也是苦不堪言；因为尿桶比人高啊，挑起来磕磕碰碰肥水飞溅，地没有浇成反而弄湿了裤腿。有时就偷懒，隔两天才挑一担。肥水不足的菜长势相当慢，黄黄焉焉的。就被妈妈和姐姐骂个狗血淋头：“就知道你懒惰”。虽然长势慢，但最终还是把菜种起来。

种好了菜，养成了鸡，最后是用一辆爷爷留下来的“克家路”单车，载着大米、青菜和土鸡，跑16公里沙土路，送回普宁梅塘老家。提起用单车载米，也是辛酸无比。那时个子太矮，够不及单车皮座，也上不了横筒，只能踩“三角圈”，即一边脚伸进横筒内，来回转动，速度慢得像蜗牛。此外，由于力量不足，捆绑大米在单车后架时，总是滑溜溜，装不稳。到了半路，整袋大米掉下单车，又得重新绑装。有时一趟路捆绑了十几次都是平常事。有一次，一位踩单车载人谋生的工友帮我捆绑了一次，我至今还刻骨铭心，念念不忘好心人！

记得第一次将农副产品运载回家的那一天，祖母眼含泪花，走到寨门外，十分怜爱地看着我，悲叹“倘若父亲健在，又何尝能苦到如此程度！”其实，那些经历，对一个人来说，既是凄悲的、又是闪光的，有时更是弥足珍贵的。毕竟，苦难是人生路上最好的老师。

在家乡采写新闻

1984年，我于广东农垦湛江中专毕业后，回到普宁县国营大池农场党委办公室当资料员。在农场党委的帮助下，我迅速成长，打下很好的文字基础，经常向报纸杂志投稿。

1986年，在粤东农垦局党委的关心下，我借调到粤东农垦工会。至1996年，由于行政区域的变化，农垦系统实行改制，我离开农垦系统，进入《特区工报》，当了一名文字记者。

1999年，《汕头都市报》创刊，我转进该报采访部。期间，多次受委派回到普宁县，采写了大量的新闻，多次获得国家、省、市新闻奖。退休后，我依然笔耕不辍，为各地媒体写作大量的散文、随笔。

如果没有各级党组织的培养，一切都是空谈。我庆幸活于盛世，活于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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